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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尔布鲁克

2010年12月17日 19:29 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《新世纪》  |  注册财新网
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使,资深外交政治家,69岁

  【财新网】特约作者 夏伟(Orville Schell)得知霍尔布鲁克(Richard Holbrooke)去世的消息时,我正在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等航班。电视上,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则新闻,我的同事和朋友、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使理查德·霍尔布鲁克不在了。我被震住了。我知道的情况是,霍尔布鲁克之前在国务院与国务卿希拉里见面时突然倒下,旋即被送往乔治·华盛顿大学医院,诊断为大动脉破裂。明知他病得不轻,我却从没想过他无法战胜病魔。毕竟,每每他的朋友和同事提及他时,不总是说“霍尔布鲁克”能战胜一切吗?哪有他应付不了的挑战?

  霍尔布鲁克身形魁伟,仪表堂堂,具有无坚不摧的信念。事实上,他拥有一个自动的反应机制,让自己振奋起来直面困难。正是这种“办得到”的态度使他涉足外交。困难越艰巨,越发能激起他的决心。没法想象他会说,“呃……我看很难办。”

  霍尔布鲁克的外交之路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,他先服务于国际开发署,后效力于美国大使泰勒(Maxwell Taylor)和洛奇(Henry Lodge)。1968年至1969年间,他受命与美国代表团的两位领导——前纽约州州长哈里曼(William Harriman)及后来的国务卿万斯(Cyrus Vance)一同参加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。1971年,他成为撰写未公开的“五角大楼文件”的一卷——《越战中的美国决策史》的作者之一。1972至1977年,他是美国《外交政策》杂志编辑。其后,当卡特(Jimmy Carter)就任总统,霍尔布鲁克被任命为美国助理国务卿,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。1979年北京与华盛顿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,他发挥过重要作用。

  霍尔布鲁克还是一名投资银行家。上世纪80年代,他成为雷曼兄弟(Lehman Brothers)的一员并由此致富。1993年,总统克林顿(Bill Clinton)任命他为驻德国大使。在他的推动下,北约组织开始东扩。1994年,他担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,彼时南斯拉夫正遭遇暴力和混乱。他独当一面,通过谈判促成了1995年的《代顿和平协定》(Dayton Peace Accords)。长达三年的波斯尼亚战争偃旗息鼓。1999年至2001年,霍尔布鲁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,并于2002年成为亚洲协会(Asia Society)董事会主席。在奥巴马政府,他获得了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——出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。

  然而,凡此种种职位与成就,并不是我怀念霍尔布鲁克的主要原因。我铭刻在心的,是他在接手任何一项外交任务、面对任何一个目标或领导任何一个组织时的坚定决心。一旦付诸实践,他会全身心投入。他就是任务,任务就是他。当这种难以割舍的纽带建立起来,他就把本与己无干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利益一样坚决捍卫。

  他是一个自我且极具野心的卓越男子。有时似乎无论何种成功,都无法平息他对成就的不竭渴望。这塑造了他。于是,他变成了能量源和一个无比可靠的人。大家都知道一旦“霍尔布鲁克”参与某事,无果而终就不可能了。事实上,当一般人产生厌倦、开始气馁时,他仍然是马力十足,研究、开会、电子邮件、手机,完全就像一个受到追击的轰炸机尾炮手。当他笃定要做成某事时,就会全情投入,风驰电掣,贯彻始终。他从未半途而废,在上帝召唤之前,他该办的没有一件做得不够漂亮!

  我曾目睹疯狂运转的霍尔布鲁克,是因为他在任职亚洲协会董事会主席时,与总裁丁文嘉(Vishakha Desai)一起邀请我加盟他们新成立的美中关系中心。2007年夏天,在我供职期内,我们坐在他在珀修斯图书公司的办公室中,讨论他对新中心的展望。我向这个“搞得定”的家伙提了很多很多问题。现在回想起来,可能这些问题都令他觉得我犹疑不定。反正他也没问我的意见,就抓起电话,约了私人直升机,告诉新中心的资助人、慈善家罗斯(Arthur Ross)一起吃午饭;接着让我先省省口舌,见面再聊。一个小时以后,我们已经在位于East River街33号的停机坪上,准备前往长岛的东汉普顿。几小时以后,我们坐在罗斯的客厅里。我已顾虑全消,接下了这份差事。

  这段经历,让我惊叹霍尔布鲁克的自行其是、决断和强烈的自我权力意识。即便只是负责一家出版公司,他仍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指挥整个飞机战队。我想,这就是这位独特外交家能让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签署《代顿和平协定》的原因吧!

  接下去的几年,我非常享受与他在各种项目上的合作,即使他整宿不让我睡觉,非要“义务”帮我修改刚写好的文章。

  有一次,我们一群人深夜从乌兰巴托飞到北京。他突然在航班的走道里上窜下跳,喊道:“我没中国签证!”但转瞬间,他又坚定地说:“别担心,我会跟他们交涉的。”于是那一宿,我们在空荡荡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,打电话跟华盛顿和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联系。霍尔布鲁克的小疏忽引得无数官员从睡梦中醒来,终于帮他办妥了中国签证。

   配合他的指挥、演出可真是不容易,这些演出是为达到他的目的,但他在指使别人的时候也带着尊重和友爱。霍尔布鲁克在获取的同时也在付出,而且要付出更多。他把朋友和同仁视作自己的延伸,于是要求他们同样优秀。他的朋友有一个师,他了解每一个人,很多人爱他。不过,在他迎接新挑战、接受新任务的时候,必然会遇到整个星系的新朋友,一些老朋友就感到受冷落,因此他也没少招人嫉恨。

   霍尔布鲁克是急躁的、专断的,会时常咆哮。不过,他聪明过人,有超强的分析能力,能立即得出一个难以撼动的结论,决定该怎么做。这时,他是一个不会屈服的人,他的固执、好斗、坚强,当然也得罪人无数。但是我发现这很迷人,某种程度来说令人欣慰。很快我知道,与他相处的最好办法是由着他来,反正他所坚持的意见往往最终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。

  即便他不是一名中国专家,我却能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大量关于中国的知识,这一点让我至为钦佩。当然,多年与中国外交官打交道的经验让他掌握精髓,知道他们的DNA和谈判系统。但他与他人的真正区别,在于掌握了“事情大体上是如此运行的”这种判断。于是他的X光十分精准,在中国相关的事务中总是拨云见日,切中要害。

  与霍尔布鲁克在亚洲协会共事期间,无论在成立特别工作小组、编辑文章、策划一个活动、出差,或者决定处理中国事务时,我尤其钦佩他的是,尽管他是务实的,却从不会放弃原则。他致力于解决艾滋病危机、人权问题(他的妻子卡蒂深入参与)、人道主义援助或仅仅是学术和政治讨论时,他的基本道德信念一直是最有力的支撑。其实他是可以作出妥协的,甚至可以投机取巧。但人们会发现,在他务实的背后,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无半点妥协。

  人们会很快习惯于他好斗,甚至是恐吓的方式。他不喜欢听到有问题是无法解决的。于他而言,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做,而是该不该做、怎么做。他永远期待将一切做好,不能容忍任何借口。不过,对待那些冀望登上外交口的阶梯,愿意承受艰巨挑战的年轻人,没有人会比霍尔布鲁克更慷慨、更殷勤。在所有他“韧性”的传奇背后,住着一只巨大的泰迪熊——满怀深情、奉献和承诺。

   曾记载霍尔布鲁克结束波斯尼亚战争事迹的著名作家丹纳(Mark Danner)在得知噩耗后,马上给我写了一封邮件:“我下意识地以为,他会很快恢复,会带给大家惊喜的。”但他没有。不止于此,美国的一部分——一个更大更重要的部分,让美国变得强大且乐观的“办得到”那部分,随着他的离开,已无可挽回地破裂,渐渐湮没无闻了。■

  作者夏伟(Orville Schell)为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。本文经编辑后刊于12月20日出版的《新世纪》周刊2010年第50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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